快捷

几乎每一篇博士论文都是导师研究者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是并撤他们步入学术征途的“成人礼”。然而不久前，回博荷兰心理学家劳拉·斯廷伯根（Laura Steenbergen）却做出了一个艰难且极具勇气的士论决定——撤回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

这一打破常规的分内举动背后，究竟隐匿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容新故事？

初遇“伯乐”，学网踏上科研的为何文部闻科逐梦征程

2009年，斯廷伯根迈入了荷兰莱顿大学的举报校门，开启了心理学本科的导师求学之旅。在这里，并撤她邂逅了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回博佼佼者洛伦扎·科尔扎托（Lorenza Colzato）。后者凭借着丰硕的士论学术成果，在圈内声名远扬，其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更是让初涉科研的斯廷伯根钦佩不已。

在科尔扎托的悉心指导下，斯廷伯根顺利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这段经历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她对科研的炽热激情。在导师的助力下，她一路从硕士读到博士，满心期许着在科研的广袤天地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随着科研工作的逐步深入，一些令斯廷伯根困惑的现象悄然浮现。由于阅历尚浅，起初她难以辨别导师的做法是否偏离正轨。但时间一长，这些异常情况愈发明显，让人无法忽视。

例如，在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批环节，科尔扎托的操作让斯廷伯根心生疑虑。据她回忆，科尔扎托有时声称仅用一两周时间，就拿到了学校针对研究对象的伦理批准。然而，在严谨规范的科研体系中，伦理审批需历经层层严格的评估与审查流程，如此迅速地获批，实在有悖常理。

而数据处理方面的问题，更是让斯廷伯根深感不安。

当她亲自与研究参与者沟通并收集数据后发现，科尔扎托在论文中报告的研究对象数量，远远少于实际参与项目的人数。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为何省略部分人员的研究结果，科尔扎托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这些数据上的“谜团”，如同乌云般笼罩在科研之上，让斯廷伯根对研究的严谨性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内心的疑惑积累渐多，斯廷伯根终于憋不住了，鼓起勇气向科尔扎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可后者不仅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反过来质疑她是否适合从事科研工作。这对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的斯廷伯根而言，无疑是沉重的一击。那些质疑的话语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了她的心。

打破缄默，她勇敢“吹哨”

尽管遭受了导师的质疑与打压，但斯廷伯根并未选择将这些问题深埋心底。在与实验室的另一位博士生和一位博士后交流后，她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担忧并非个例。这一发现，让她更加坚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2018年，斯廷伯根在莱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此时，新一批与科尔扎托合作的学生向她询问数据被删除的原因。这根导火索，点燃了她内心积压已久的正义之火。

她和一位前同事果断行动，将诸多疑虑报告给认知心理学部门的负责人。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2019年，心理学研究所的科学主任菲利普·斯平霍芬（Philip Spinhoven）依据所掌握的情况，针对科尔扎托涉嫌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进行了内部投诉。随后，学校的学术诚信委员会迅速展开了全面、细致的调查。

调查期间，委员会对四项指控进行了深入审查。最终，在那份长达27页的裁决书中，真相大白：“被告多次有选择性地省略研究结果，且未对此进行报告或说明原因，已违反学术诚信原则。”

同年，科尔扎托也被学校停职，随后黯然辞职。

随着调查结果的公布，相关的学术后果接踵而至。2020年，科尔扎托和斯廷伯根共同撰写的一篇期刊文章被撤回；紧接着，2021年，另一篇合作文章也未能幸免，两次撤回的原因均是数据操纵。

虽然这些文章的撤回让斯廷伯根感到些许宽慰，多年的阴霾终于有所消散，但她也坦言，举报这一决定让她饱受焦虑的折磨。毕竟，在斯廷伯根心中，科尔扎托曾是亦师亦母般的重要存在，举报她，就像是亲手打破了曾经美好的科研“梦境”。

面对调查结果和文章的撤回，科尔扎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在回应媒体关于此次学术不端听证会结果的采访时，她坚称自己是替罪羊，并声称与斯廷伯根及其他提出质疑的同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她还特别提及在未经莱顿大学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采集人体血液样本一事，甚至指出是斯廷伯根实施了相关操作。对此，斯廷伯根的解释是，在采血这件事上，由于权力的不对等，作为博士生的她，当时感到别无选择。

自我纠错，守护纯粹的学术之光

这场学术风波，给斯廷伯根的科研生涯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调查期间，她与科尔扎托共同撰写的所有出版物都受到了严格审查，这让她在科研领域举步维艰。她感觉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个冰冷的“科研牢笼”里，担心自己多年的努力会因为这些事情而被全盘否定，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2023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斯廷伯根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当她发现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近期被他人下载时，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她深知，虽然论文中的问题并非自己有意为之，但作为论文作者，她有责任让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

然而，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一棘手问题呢？斯廷伯根却陷入了迷茫。因为在学术领域，处理此类因他人不当行为导致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供参考。虽然有作者主动撤回自己论文的情况，也有论文被强制撤回的先例，但在博士论文中处理这种复杂问题，尚无明确的模式。

经过与其他教职员工的反复探讨，斯廷伯根最终决定采取一种坦诚且独特的方式——在自己总共九章的博士论文中，在受科尔扎托学术不端行为影响的两章加盖“撤回”字样，并为论文撰写一份详细的说明。

她坚定地表示：“我不想抹去或更改这些内容，我觉得正视这些问题，能让后来者从中吸取教训，更具建设性意义。”

幸运的是，莱顿大学对她的决定给予了充分支持。在她提出建议两个月后的2024年10月，学校对她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正，撤回了两章内容，并对另基于该内容发表过期刊文章的其他章节表示关注。

英国牛津大学退休的发展神经心理学家多萝西·毕晓普（Dorothy Bishop）长期专注于科学诚信问题的研究。她评价道：“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是前所未有的。斯廷伯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这对她来说，需要莫大的勇气。”

毕晓普还指出，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主要研究者的学术不端行为，会给实验室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很多人会因此离开这个领域”，尤其是在大学不支持举报者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

斯廷伯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史，也为为学界敲响了警钟，更为未来的学术清朗行动起到了榜样作用。